“哈啊！咲夜，帮我按摩一下肩膀，拜托了！”我一边打着哈切一边伸着懒腰，拜托咲夜帮我按摩一下我这早已有些酸痛的肩膀。现实一点，现在国际形势非常紧张，我国国内很多鹰派已经开始鼓动帝国和法希兰第二帝国一决雌雄。
当然，作为政治风暴中心的英国依旧不肯明确表态，但是英国舆论的风向却已经非常明显了。我这几天一直在离宫里研究着最近的外交报告书和相关的经济情报工作的分析，我能隐隐约约感受到，这次母亲对我的工作进度很重视，她很想知道英国想要干什么。
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很钦佩帕默斯顿，因为从政治实践意义上，他确实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虽说仅仅研究政治领袖和外交官的动机是无法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的。这是历史上第一场迫于媒体舆论和公众观点的压力而引发的战争。
作为英国的经济产业来说随着铁路的兴起，英国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出现了全国性报纸，公众舆论成为英国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过了议会和内阁的影响力。《泰晤士报》长期以来一直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但是它越来越将自己的地位视为不亚于任何一家国家机构。
我不由得想起我此前看到了针对该报外交事务主编亨利·里夫的一则采访，用这个主编的话来说就是在英国，媒体报纸已经成为了左右英国政治的第四种力量，虽然一开始我对这句话持保留态度，不过现在看来他说的没有任何问题。
“新闻报道不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派别的传声筒，而是整个国家智慧的汇总，一个对统治阶层进行批判和控制的工具。它确实是‘第四种力量’，而不是第三种力量在文字和声音上的体现。”
对于这样的评论，英国政府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当然也应该这样。政府本身就是公民建设的，是公民赋予政府权力而不是反过来，因此政府必须受到公众的监督和随时的可能的来自民间的反对。
因此，我不得不称赞帕默斯顿，这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治家。他已经明白了媒体的意义，至少比现代的其他政治家做的都要优秀。
我在几个月前提交过一份关于英国政府官员的报告，里面强调过帕默斯顿的危险：“他明白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必须培养与报刊的关系并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公众传达理念。宣扬与俄罗斯交战是他赢得舆论支持的手段。
他的外交政策能够赢得英国公民的民意，因为其所代表的正是英国人自我想象中的英国国家特征和理想：信仰新教、热爱自由、充满活力、勇于冒险、自信大胆，他们不惜为保护弱小者而战，为自己是英国人而感到自豪，蔑视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帕默斯顿将我们这些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徒与欧洲大陆最糟糕的奢靡丑恶联系在一起。英国公众对他以自由主义理念进行对外干预的言辞非常喜爱。
毕竟约翰牛自己就是这么看英国自己的：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政府的任务是将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那些不幸的外国人；这和帕默斯顿的政治倾向完全是一致性的。”
此时此刻，我看着帕默斯顿越来越多的登录英国各大报刊我其实就已经对英国将来的态度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现在帕默斯顿越来越受欢迎，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他的外交政策与捍卫“英国价值”连成了一体，以至于不管谁想阻止英国参战，都会被举着爱国大旗的报刊丑化攻击。
因此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就遭到了这样的攻击；只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和平主义者、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拒绝将俄罗斯视为威胁了英国利益，认为与俄罗斯进行贸易是维护英国利益更好的办法。
因为坚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被英国报刊批判为“亲俄”，在这当口等同于“反英”。甚至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都被当作“德国人”或“俄国人”遭到指责，许多人似乎搞不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他被一些报刊指责“叛国”，其中最起劲的是“红头小报”《广告晨报》，原因是有谣言说12月帕默斯顿辞去内政大臣一职是一场宫廷阴谋。当帕默斯顿重返内阁时，许多庸俗报纸纷纷报道说阿尔伯特亲王叛国罪已定，将被押送到伦敦塔关押云云，于是就有好事者聚集在伦敦塔外看热闹。
《广告晨报》甚至呼吁处死阿尔伯特亲王：“与其在投入战斗时犹豫不决，不如让罪人的鲜血洒在伦敦塔的绞架上！”维多利亚女王对此极为愤怒，以退位相威胁。阿伯丁和罗素代表女王与主要报纸的主编们交涉，得到的结果却是这场攻势不会马上消退，因为这些文章是报纸主编们同意刊登的，有些甚至是主编们自己写的，就是为了可以多卖几份报纸。
很难想象在其他的威权主义政府会出现报纸这样被允许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和领导人颜面的事情，但如同资本主义经常说的那样，政府本身就是自由的威胁，只是因为他必要的恶，所以政府才被允许存在。
而此刻，在英国公众心目中，与俄罗斯一战涉及的“英国原则”既是捍卫个人自由、文明与自由贸易；因此保卫土耳其代表了英国的美德：为弱小无助者伸张正义，反抗暴君和恶霸。
因为仇视俄罗斯，土耳其便成了道德楷模，这种对土耳其的浪漫想象源自此前土耳其为匈牙利和波兰反抗沙皇统治的自由战士提供庇护的举动。在年初，当亲土耳其的戴维·厄克特成立“保卫土耳其及其他国家反分裂协会”时，很快就有几千名激进分子加入。
虽说我不太能理解英国宗教对此的反应；毕竟对英国圣公会教徒来说，一个重大障碍是支持土耳其就意味着与穆斯林一起共同对抗俄罗斯基督徒，这对身为圣公会保守党人的阿伯丁和格拉德斯通来说是一个困境。
自然对维多利亚女王来说更是一个问题，因为基于宗教信仰，她是仇视土耳其人的，在私底下，她希望建立一个“希腊帝国”取代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她还希望有一天土耳其人“全都变成基督徒”。
可是福音派教徒中的激进派对于支持土耳其反对东正教却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认为坦齐马特的改革代表了土耳其自由主义和宗教宽容。有些教会领袖甚至宣称土耳其人为新教在近东地区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教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进行的传教活动。因为高门禁止任何人向穆斯林传教，这些传教士的传教对象是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徒，每个转投新教的人都会对原来教会里的教士如何邪恶进行一番讨伐。沙夫茨伯里勋爵在上议院一场有关奥斯曼帝国在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两地镇压希腊人起义的辩论中讲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既受土耳其当局的压迫，更是俄罗斯人支持的希腊东正教会的受害者。
他的结论是，从转投新教的基督徒的角度说，被土耳其人统治好过生活在沙皇的阴影下。在俄罗斯，沙皇甚至不允许传播俄文版的《圣经》。一旦俄罗斯人征服了巴尔干，这里也将进入黑暗世纪，新教徒将无处容身。
他甚至还指出，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高门对圣公会传教士的工作并无敌意，还曾做出干预以保护转投新教的基督徒免受其他东正教或天主教教徒的迫害，甚至在1850年授予了新教米利特的资格。
只不过他刻意没有提到，根据奥斯曼帝国法律，那些改投新教的穆斯林将会被处以死刑。和许多圣公会教徒一样，沙夫茨伯里对伊斯兰抱有同情，认为穆斯林静默的宗教仪式与圣公会教徒自己的内省祈祷行为比较相近，而不像东正教仪式那样吵吵闹闹，甚至带有未被基督教转化的异教色彩。
这样的想法在福音派中十分流行，例如12月一次讨论俄土冲突的公众集会上，一位演讲者坚称“土耳其人不是异教徒，他们是一神论者”。《纽卡斯尔卫报》报道了他的发言：“至于说在希腊的俄罗斯人和希腊的东正教徒，他本人并不反对他们的教义，但他们确实是一群疯疯癫癫、手舞足蹈的人。这是他亲眼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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