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故事的开始，其实要从苏联还存在的时候说起。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的之后，我的爷爷文瑜殇带着刚刚大学毕业的父亲文少华从美国回国支持国家建设。
我的父亲文因为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物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受邀成为建设中国核能材料加工工厂的一员。
父亲在国内工作的时候，中苏双方正处于蜜月期，有很多苏联的专家来到我国支援建设。我父亲因为出身不错，天赋良好，成为了来华支援的苏联教授——普拉威利先生的学生。而且父亲在工作地点和一名女性医疗兵喜结连理，成了家。
1954年10月，普拉威利先生的援助时间结束。在临走的时候他邀请我父母去莫斯科进修核能研究。
考虑到的母亲有身孕，而当时在父母国内的生活环境正在建设放射性物质的加工工厂。为了不让胎儿受核辐射影响，所以父亲说服了母亲，同意和普拉威利先生的来到了，苏联战后正在重建的斯大林格勒。
父亲最初打算在这里攻读五年，等到我五岁的时候返回国内，让我和母亲投奔我爷爷在长春生活，他则参加国内的核能开发项目。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60年因为中苏双方在边境线上的冲突和不断僵化的外交关系，我们失去了返回国的机会。
因为当时政局紧张，我母亲的身份又是敏感的军人，所以我的父母很快受到了苏联军方的迫害。
1958年的时候父亲已经察觉到了潜在的外交风险，为了保护我，他将我送给普拉威利先生。现在后者已经在法律上成为了我的父亲。我三岁起已经常住在普拉威利先生的家中，先生对我很好，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和先生的小女儿是享受同等待遇的。
所以我有两个名字，中文名叫文念乡，俄文名字叫普拉威利·克拉切维奇利。
这些是我当时的生活环境，真正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同样，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现在经常接触的诡异事件的开端，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那时，我的母亲被当作间谍杀害，父亲被关押在了军方的监狱中。
那时应该是斯大林格勒刚刚入冬的一天。我和普拉威利太太一起从市场买了大量蔬菜回家。因为十月是苏联最后一波蔬菜上市的时机，我们要买足填满整个地窖的蔬菜，所以我们最近连续几天都要出去买蔬菜。
等我们回到家（我们居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区重建的别墅区），普拉威利太太打开家门之后，我们都闻到了一股怪异的腥臭味。那味道就像是市场边缘的鱼店在集中处理快要腐烂的海鱼的味道。
当我们走进客厅，发现一向在客厅看书的普拉威利先生并不在场，而是神色匆匆的在卫生间和书房之间跑动。夫人问道发生了什么；先生说什么都没有，让夫人赶紧带着我去厨房帮我姐姐做腌菜。
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本能的认为是军人来了。
因为我的出身，普拉威利先生家从前年开始时不时有来军人捣乱。好在普拉威利先生是斯大林格勒四个重工厂重建计划的工程总管，权势足够大。来捣乱的士兵往往只敢是借助我的出身，来这里骗点吃喝，并不敢真正的做什么坏事。
听先生这样安排，夫人脸上流露出了不悦的神色：“怎么，这群痞子难道喝醉了来家里闹事？”
先生眉头一拧：“他们敢么，如果他们做到那种地步，老子一枪崩了他。”
我并不怀疑先生的话，俄罗斯人全民彪悍。去年有两个士兵来这里闹得凶，结果被普拉威利先生和隔壁的卢拉太太用猎枪轰了出去，其中一个士兵还被打烂了小腿。之后来闹事的军人收敛了很多，来的也少了很多。
夫人知道普拉威利先生的厉害，再问发生了什么，先生也不解释，说让我们去厨房，自己就去卫生间了。
丈夫不说，夫人也不好问，拉着我进了厨房。
我接手了姐姐清洗黄瓜的工作，姐姐去切菜，夫人则将买回来的一麻袋蔬菜搬回厨房，开始处理准备腌菜用的玻璃瓶。我年纪小，需要参与的工作并不多，所以将黄瓜洗完后，夫人就让我上楼自己去看绘本。
我一向听话，所以夫人对我很放心。可是这一次我辜负了夫人对我的信任。
年幼的好奇心影响了我的行动，在我准备上楼的时候驱使着我的眼睛向着左边偏移，看见了卫生间中的镜子。
虽然距离很远，但是我还是看见了一部分浴室中的情况。在狭小的镜子中我看见了一只手，手上握着一柄尖菜刀，而菜刀上沾染着大量的绿色的粘稠物质。伴随着切割东西的声音，我心中的好奇又让我开始行动逐渐向卫生间走去。
我走的很小心，尽管我年幼，可是我知道卫生间中发生的事情，是普拉威利先生想要对我隐瞒的。
我靠着墙边一点点的向卫生间靠近，好像这一场非常伟大的征程一样，顺利的来到了卫生间门的边缘。接下来，只要我向前走一步就能看见里面发生了什么。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剧烈地敲门声响了起来。我被这突然的声音吓到，条件反射地小声叫了出来，眼神也在瞬间移动到了家门口。
我叫的声音不大，却还是暴露了我的行踪。当我刚刚将视线从家门地方向移动回来，我就看不见东西了。
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脸。
我不知道是这只手太大，还是我的脸太小。抓住我的手竟然完全将我的面部包裹了起来，连同我的眼睛、鼻子、嘴巴一起捂住，就像是被人用布蒙上了一样。很奇怪不是么，按说人的手指应该有分叉，可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这只手有分叉呢？
而且我感觉不到人类皮肤的温热，蒙在分明是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海带，那触感粘滑、冰冷，极度的恶心。这诡异地触感的强烈的腥臭味让我想要尖叫，可是刚刚张嘴，嘴巴就被那手掌上恶心的粘液熏得想要呕吐。
我听见了普拉威利先生的呼号，紧接着我感觉自己被扔了出去。
我重重地摔在了楼梯扶手的栏杆上，当场晕了过去……
第二天我在医院中醒了过来，从此之后普拉威利夫人和姐姐交替来医院看我。在家中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我带来身体上的伤害，可是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在医院接受治疗足足半年之久。这半年的生活枯燥到我现在想不起来任何细节。
我的记忆中，在这半年结束之后，我们一家在足足两个分队军人的保护下离开了斯大林格勒，搬到了马上就要大力发展建设的切尔诺贝利。
从我们到了切尔诺贝利之后，生活就算回到了平静之中。
我在切尔诺贝利上了十年的完全中学（苏联的教育体制在进行学前教育之后直接是中学，相当于国内的小初高合并了），在莫斯科大学完成了高等教育。普拉威利先生一直说我完全继承了我父亲的理学天赋，而且为人更人性化一些。
等我大学毕业之后，马上就被分配回了切尔诺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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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核污染应该是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但是你们知道这座当时苏联的新兴城市，发生了一次从1985年11月19日到1986年1月30日，持续了两个多月的“疯子=伤人”事件么？
一般居民应该没有听说过。
因为切尔诺贝利警方将这个事件分解成了：21起街边抢劫和4起恶意伤人案件，并且抓捕了25名犯罪嫌疑人。那时人们认为，这些事情的出现，说明了切尔诺贝利发展过快，并出现隐性的不平等，最终滋生了这么多恶性事件。
警方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掩盖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这段中发生的案件数量至少有31起；比如，这31其案件都是一个人所为。
我直接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日期是1986年的1月27日。那时候我已经在切尔诺贝利的一个军立生物研究院工作。
那天午餐时，我从同事口中得知了这件事。听到同事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时，我还嘲笑了他们。
我对和我讲述这“故事”的同事们说：“市里确实混乱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所有的消息都表明出现伤人事件的地方，是在治安本来就较差的区域内。而我们现在，可是在受军方保护的——切尔诺贝利综合生物研究院，两位难道觉得抢劫犯能够冲破我们的大门？”
和我一起吃饭的，是制药组的托克罗伟夫和莎拉瓦琪，我喜欢叫他们托克和莎拉。
托克听完我说的话后，转身看了看在食堂另一边吃饭的保安们，随后小声说：“我明白文念乡你的意思，可是，你应该知道，在这里保护我们的军人，仅仅是在名义上保护我们而已。如果真的出现意外……”
“出现意外AK-47就会响起来。”莎拉打断了托克的发言，“我是不说，托克你有些时候真的是小心过头了。先不说这些士兵的水平如何，他们手中的枪可是货真价实的。你觉得抢劫犯是疯了么，在我们这附近动手。”
我补充道：“警察可能还对开枪有顾虑，但是士兵可是有权利对有威胁的对象直接开枪的。”
托克对于我们两个人的发言并不在意：“按照你们说的，我们遇到了强盗，那这些士兵不是要将我们一起打？”
我问：“谁们？”
莎拉说：“当然是托克和强盗了。”
科研人员往往有认死理的毛病，托克的这个毛病更是比我们严重得多。尽管都知道我和莎拉是在开玩笑，可是托克还是生气地扔下餐具离开了。
莎拉在托克走的时候喊道：“托克，你走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被人摸了屁股！”托克转身送给了莎拉两个中指。
我觉得有些奇怪：“屁股，什么事情？”
“啊，你知道托克长的很可爱，而且没有女友。所以上个星期有两个对他有意思的士兵邀请他喝酒，只不过用的方式稍微有些直接了。”莎拉给我解释了一下，“所以我说了很多次让他在每天做完研究之后去健身房动动，但是他不听。”
“人各有志，托克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上，你何必强求他做别的事情呢？”
“我也是出于朋友的角度，健身这个行为会从物质方面给人自信。托克的性格有些自闭，甚至经常怀疑自己。我想如果他能去健身，性格说不定会出现改善。”
“我明白你的想法，但是还是过一段时间吧。托克现在正在进行核辐射防护服的设计，我想，就算是他想去健身房应该也没有时间。而且，他现在开发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什么简简单单做几次实验就能敲定的。”
“参与实验的不是托克本人啊。”
“我知道是让死刑犯穿着托克设计的防护服，进入工厂的高辐射区。托克本身是不会承受什么核辐射，但是你想想死刑犯也是人啊，如果托克的设计出现问题，那就是让人去送死。你觉得这件事情是很轻松的？”
莎拉撇撇嘴：“不知道。我只知道，死人这东西我已经见得够多了。”
莎拉的话我没有接下去，莎拉的工作是开发消除残留在人身体中辐射的药剂。尽管莎拉没有详细和我描述过，但他见过的死人应该是很多的。更何况，经受核辐射之后，因病变死亡的人往往外形会非常挑战人们的审美极限。
因为我的工作是研究生物在核辐射下变异，所以我清楚生物在经受核辐射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另一个层面说，莎拉承受的痛苦比托克强的多。
我想安慰他一下，可是话没有说出口，几声枪响就让我们所有人绷紧了神经。
我和托克望向响声传来的地方，因为食堂在研究院的一楼，我们能够透过窗户看见外面发生了什么——两个士兵正站在食堂门口对着一个方向射击，还有几个士兵正在朝队友射击的目标位置冲锋。
“Блядь！”莎拉喊道，“托克刚出去啊。”莎拉的意思是托克刚刚出去，现在他可能正在交战的地方。他扔下手中的叉子对我喊道：“念乡和我来！”便冲了出去。
我也扔下叉子冲了出去，和莎拉不一样，我在出去之前打碎了食堂的消防用具柜的玻璃，拿出了里面的消防斧和大锤。等我走出食堂，莎拉已经绕开了在远处掩护的士兵，向着一群士兵包围的地方冲了出去。
我也跑过去，士兵没有阻拦我，看样子危险暂时解除了。
我来到人们集中的地方，发现在几位士兵的包围中，托克正颤抖蜷缩着身体死死盯着围墙下面连接着下水管道的排水口。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发生了什么，我旁边的士兵就对我说：“先生，请立刻离开这里。”
我下意识地回答：“哦，好。”然后来到我的朋友身边。
“怎么这么慢？”莎拉见我来的慢，刚想骂我，但是看见我手中的东西，他也不说什么了。
“怎么回事？”我问。
托克颤抖着明显是经过了强烈惊吓，他看着我们却什么都表述不出来。
莎拉摇摇头：“不要问了，我们先把人带走。念乡，帮我抬他的腿。”
“好。”
“呀——”“啊——”托克地一声惨叫让我们所有人吓了一跳，当我反应过来刚才尖叫的声音有两个，并且向着身后看去的时候。在我的视野中，一名士兵的半个身子已经被拉近了墙边的排水口中。从托克的反映来看，他也体验了同样的经历。
经过专业训练的士兵反应比我快，有两个士兵已经伸手抓住了被拉进去的士兵手臂。同时更多的人冲过去伸手拉人。被拉着的士兵惨叫了起来，尽管他正在逐渐被人拉出来，但是五个人的拉扯力和怪物的拉扯力合在一起可是足够扯断人的关节的。
但是想想又觉得不对，排水口后面的下水道中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对抗五名强壮的士兵？
“朝里面开枪啊，白痴！”莎拉喊了一声。
一名士兵反应过来，他趴在地上，突击步枪的枪口贴着被拉扯士兵的身体，朝着洞口中连开五枪。
伴随着人类的尖叫声，下水道中的东西松手了。这突然松手让来救人的士兵失去了平衡，一同摔倒在地，好在被袭击的士兵已经得救了。
站在我们身后的小队长说道：“后撤，后撤，不要在排水口停留。”
队长的命令才下达，之前趴在地上开枪的士兵又开枪了。随着士兵开枪，一只手从排水口中出一下抓住了这名士兵手中AK47的枪机。士兵还未叫出声，一道黑影已经来到他身边，莎拉不知什么时候冲到了士兵旁边，手里拿着我带来的大锤。
大锤落下，砸中了那伸出来的手臂。
又是一声悲鸣，另一只手臂从排水口中冲出来想抓莎拉的脚，但是被莎拉躲开了。同时我也反应过来，拎着消防斧冲过去，瞄准从排水口中伸出来的手臂斩了下去。
“呀——————”
巨大的尖啸声从排水口中冲出。如果说之前的尖叫声还是人类的声音，那么此次声音就让我这位生物学毕业的研究员感到了极度的费解。那是一种通过腹腔发生器官才能发出的声音，是坚硬的骨骼结构才能做到的，这和人类柔软的声带有很大差别。
说白了，只有昆虫才能发出那种声音。
可是当我们拖着武器远离排水口的之后，我看着粘附在消防斧上的残肢，确认在下水道中袭击我们的家伙确实是人类。粘黏在消防斧上的可是一只人类的手臂，只不过这手臂很大，如果是完整的整只手臂，想来会有我的一条腿那么大。
莎拉也看见了我斧子上的东西，他靠近观察了一下，惊叹道：“这是，那家伙的手？”
“连带了一部分的小臂。”我也将注意集中在了手臂上，“按照这个粗细程度，如果不是你之前那一锤砸断了这家伙的骨头，可能我的这一斧头会卡在骨头里。”
我和莎拉刚刚想研究一下这手臂，我们就被身边的士兵拉着离开了这里。我们前脚走，后脚五名士兵就在距离排水口两米远的地方爬下，对下水道进行有组织的地扫射。
在我身边的士兵喊了我两声，见我没有想要离开，便强行将我强行带走，送进了实验楼。
路上，身后激烈的枪声并不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反倒是不断提醒我，这里有一个敢于冲进军事禁区袭击我们的疯子。这个疯子还能在身中数枪的情况下继续袭击士兵，并藏身于下水道。每每想到这些，都会让我发自内心的感觉不安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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