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混乱除此之外还是混乱，英国军队陷入了乱军之中，这给了沙俄魔族帝国军队相当不错的反击机会，有一位英军上尉在这场乱军中发现自己实在难以控制场景就自顾自地一般带着自己身边能顾得来的士兵又游过了那条牺牲了无数士兵为代价才渡过的河流。
战后他的行为自然因此遇到了军事法庭的指控，指控他因为“胆怯”而抛弃了牺牲无数士兵的鲜血才拿下的河岸，同时还“很可能”因为胆怯将自己的其他部下的姓名于不顾；换句话说就是他可能抛弃了自己的部队让他们去死。
他是如此回应法庭的指控的：“忽然间，俄军似乎再次布满了土岗，他们的火力越来越密集。这时候第二十三团一窝蜂地从坡上退下，冲乱了我们的阵线；在那种情况下我只能不断呼喊下达作战指令：‘近卫团，向前’，我们冲到了离堑壕不过三四十码的地方。
就在这时，一颗滑膛枪弹丸正面打在我的嘴上，我以为这下我玩完了。忽然我们的副官骑马上来，手里还拎着左轮手枪，命令我们撤退。我转身就跑，使出全身力气，一路向坡下河边跑去。这时越来越多的滑膛枪弹丸向我们飞来，我觉得我一定逃不了，会再被击中一次。
半路上我绊了一跤摔倒在地，我很肯定我被打中了，但是等我爬起身来，却发现并无大碍，于是继续往下撤。我的剑和熊皮帽都丢了，但是终于逃回河岸边，找到了藏身之地，一大群士兵都躲在那里。”
这位倒霉的上尉叫做安斯利，他也因为那颗子弹的原因而严重受伤，子弹从他的左脸颊射入，右脸的嘴角穿出，为此他几乎损失了20多颗牙齿以及一部分的舌头，不过某种意义上确实算是“无大碍”对于生命危险而言的话。
总之，借由这次成功的反击，沙俄魔族军队暂时打垮了苏格兰燧发枪团，也直接导致从此以后这支部队在整一场战役中再也没有执行过任何进攻的命令（也就是抗命拒绝进攻），哪怕英国人一再督促他们投入战斗。
作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近卫军旅的另两个团（掷弹兵团和冷溪团）填补了因苏格兰燧发枪团溃败留出的战线空隙，不过他们也拒绝执行向坡上冲锋的命令；相反，他们自己想出了使用米涅来复枪向俄军齐射的办法。约两千名近卫军旅士兵排成横排，向俄军步兵发动了十四次齐射。
由于那个年代的步枪齐射时火力非常密集，相当于几挺机关枪的威力，俄军步兵的进一步反冲锋的威胁被消除，成片地被击中倒地，不得不撤退到坡上更高处。近卫军旅士兵没有听从指挥官传统的英式刺刀冲锋的命令，展示了一项关键的战术创新，利用现代来复枪远射的威力的优势，这一举措在克里米亚战争早期将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尽管米涅来复枪是当时的一种新式武器，大部分英军是在前往克里米亚途中才得到配发的，只匆忙接受过训练。
这种步枪带来的战术优势是，在俄军滑膛枪和大炮的射程之外，依然能保持致命的准确度，而英军士兵事先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在阿尔马战役时才自己发现自己武器的这种优势。
面对英军的武器优势，时任俄国陆军工兵部队列兵的爱德华·托特列边则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思考的：“那些玫瑰牛肉（Rosbif，英国人的外号/蔑称）不得不扮演狙击手的角色时，他们意外地在枪林弹雨中并无畏惧，也不需要长官下令，当他们发现手中武器精度高射程远之后，马上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一旦敌人离我们三百步远时，我们的滑膛枪就打不着他们了，而敌人却可以在一千两百步远的地方向我们开火。因为相信自己轻武器的优势，敌人避免与我们近战。每次我们发起冲锋时，他们都会后退一定距离，然后开始谋杀般的齐射。我们的纵队发起进攻时，实现不了任何目标，只能给自己造成可怕的损失，我们根本不可能穿过敌人的弹雨，还未冲到敌人阵前就已经被打退了。”
在致命的盟军米涅来复枪面前，守在高处的俄军步兵和炮兵没有堑壕的保护，根本不可能守住阵地。很快英军右翼埃文斯指挥下的第二师也学会了近卫军团的齐射战术，从他们在河岸边的位置，第三十团能够清楚地看到三个俄军炮兵连的位置，当他们用米涅来复枪齐射端掉俄军大炮时，俄军士兵甚至都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飞来的。
那些俄军步兵和炮兵被迫向后撤退，英军慢慢向坡上推进，脚下满是敌军的尸体和伤兵。“大部分伤兵都喊着要水，”列兵布卢姆菲尔德写道，“我们连的一名战士给了一名俄军伤兵一点水喝，当他转身离开时，那名俄军却端起滑膛枪向这名战士开火，子弹从他脑袋边飞过。他立刻转回来，将刺刀扎进这名俄军士兵的身体。”
到下午四点，英军从各个方向朝俄军最后阵地的位置逼近——近卫军旅在左翼击退了俄军在库尔干山的最后一支预备队，科德林顿的手下以及其他近卫军旅士兵正逼近大土岗，第二师正沿着塞瓦斯托波尔路向上推进。与此同时，法军已经控制了右侧的崖顶。非常清楚，联军已经打赢了这场战役。
看到火力强大的盟军部队向自己步步逼近，俄军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恐慌。那些东正教教士们到队列中为战士们祈福，士兵们的祈祷越来越急切。军官们不得不骑在马上甩着鞭子逼士兵向前，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俄军指挥官在对战事进行控制。
“没有人向我们发布命令，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霍达谢维奇回忆道，“在战斗打响的五个小时里，我们既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一位师长、旅长、团长的命令。我们没有从他们那里接到任何命令，不管是前进还是撤退。当我们撤退时，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向左转还是向右。”
最后喝得醉醺醺的基里阿科夫发出了从高地左侧撤退的命令，然后就因为惊慌过度而不见踪影了，几个小时之后有人发现他躲在一个地洞里。下级军官不得不承担起组织撤退的责任，但是“要让手下的士兵保持秩序极为困难”，霍达谢维奇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他不得不威胁“哪个敢不听从命令，就地正法”，有好几次他真的这么做了。
因为不知道该从哪里撤退，俄军开始四处溃散，逃下高地，离敌人越远越好。军官们骑着马甩着鞭子把逃跑的士兵赶来赶去，就像牛仔赶牛一样，但完全不能制止溃逃，士兵们也对长官已经失去了耐心。
在高地第二道防线上，很多退下来的俄军士兵亲眼看到敌方骑兵追杀那些撤退时掉队的溃散士兵，其中大部分都是伤兵。
不得不说，导致俄军失败的最终原因，不仅仅是敌人手里火力强大的米涅来复枪，还因为士兵中爆发了恐慌。阿尔当·杜·皮克建立自己的军事理论时，曾在参加过阿尔马战役的法军老兵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他认为在现代战争中，士气是决定性的因素。他提出两军对峙很少会真正变成面对面的搏杀，因为几乎总有一方会在交手之前恐慌爆发落荒而逃。在战场上，关键的是军纪——军官能否让手下士兵保持镇定，不因害怕而溃逃——因为当士兵转身逃跑时，最有可能被敌人杀死。所以压制恐惧是军官的主要职责，要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建立自己的权威，并让手下士兵团结一致。
他的原文如下：“能够让士兵在作战中服从命令和指挥的，是军纪。这包括：对指挥官的尊敬和信心；对战友的信任，还有担心如果自己把战友抛弃在危险中，将受到责备和惩罚；怀有与其他人共进退而不显得格外恐慌的愿望。一句话，这就是“团队精神”。只有通过组织才能产生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四名士兵可以抵得上一头雄狮。”
这个理论颇有一股一只绵羊领导的一群狮子和一头狮子领导的一群绵羊的味道，当然士气，军官体系为基础的理论成为了20世纪军事理论的中心，德·皮克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869年读了一封阿尔马战役老兵的来信之后。这名老兵回忆在战斗中，他的连长的行动是如何起了关键作用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战争越来越变成了一套体系和另一套体系之间的战斗了，而军官、军衔与军纪就成为了指挥体系中最重要的几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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