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蔡邕，字伯喈，陈留郡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年时即博学多闻，喜欢文学、数术、天文、经文、音乐，曾拜著名学者、太傅胡广为师。
蔡邕孝敬父母，疼爱晚辈，和睦亲邻，佳誉远播。其母卧病三年，蔡邕床前伺候，不论盛夏还是严冬，天气如何变化，都没有解过衣带，七十天没有睡过觉。母亲去世后，就在墓旁搭建一间草屋守孝，一动一静，都遵守礼制。他与伯、叔及其堂兄堂弟同居，三代没有分家。他把独生女儿蔡琰视为掌上明珠，倾心教诲，闻知蔡琰被番邦所掳，悲痛至极，七天七夜闭门不出。一只兔子很驯顺地在他住宅旁边跳跃，又有木生连理枝，远近的人都觉得奇怪，前来观看，无不称赞其品行高尚。
蔡邕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多才多艺，倾慕朝野。他是汉代最后一位辞赋大家，所作赋文大多为小赋，取材多样，切近生活，语言清新，往往直抒胸臆，富于世态人情，很有艺术感染力，其代表作品为《述行赋》。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重，批判深刻，情辞俱佳，是当代抒情小赋的力作。他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赋，风格大胆直率。《青衣赋》就是相当感人的作品，在这篇言情小赋中，他真实地坦露了对一位出身微贱的美女的爱情，以真挚的感情，表现了人情与封建礼法的矛盾撞击。
蔡邕曾收集汉朝历史，编撰史书，因李傕作乱大多散失，只有《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及《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执》，加上祝文、章表、书记等文体共一百零四篇流传当世。蔡邕诗歌流传有四百多首，但由于当时战乱连年，没有保存原稿，均由其女蔡琰凭借惊人记忆力默写而出。
蔡邕生平喜藏书，多至万余卷，晚年将藏书载数车赠送王粲后，家存藏书还有四千多卷。蔡邕散文长于碑记，工整黄雅，多用排偶，旧时颇受推重。
蔡邕又精于书法，擅篆、隶书，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其字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的评价。灵帝命工匠修理鸿都门（东汉时称皇家藏书之所为鸿都），工匠用扫帚蘸白石灰粉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对后世影响甚大。《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时说“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亦通经学，熹平四年（一七五年）有感于经籍距圣人著述时间久远，文字错误颇多，被俗儒牵强附会，贻误学子，于是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予以批准。蔡邕便亲自用红笔写在碑上，让刻工刻好立在太学门外，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石经“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碑新立时，来观看及摹写者众多，一天之内，车子就有一千多辆，街道也因此堵塞。后来儒者学生，都以此为标准经文。
蔡邕还擅长音乐，精通音律。在陈留家乡，有个邻居准备酒菜请他赴宴。他刚到门口，便听到一股暗含杀气的琴声传出。蔡邕惧怕，转身而回。请他的人告诉宴客主人：“蔡先生刚来，到门口就走了。”蔡邕向来被乡里人尊崇，主人感到非常奇怪，连忙追赶上蔡邕，问起至门不入的原因。
蔡邕说：“吾平日和睦邻里，未曾与人结怨，为何谋害于我？”
主人大惊：“等你未到，只是早一会开宴，怪罪我客人未到便已开宴也就罢了，谋害之事从何说起？”蔡邕这才说出原因：“吾刚到门口，便听到宴席间有人弹琴，琴声暗含杀机，不是害我却是害谁？”
主人赌咒发誓，说是绝无害人之心，硬是拉着蔡邕到屋，询问屏风后面弹琴客人琴声情由。弹琴客人说：“刚才弹琴时，看见一只螳螂正要扑向鸣蝉，蝉将飞走还没有飞走，螳螂的动作一前一后。吾恐怕螳螂丧失机会，一时心慌，这难道就是所谓杀心流露到音乐中吗？”蔡邕莞然一笑：“原来如此！”
蔡邕吴地避难时，曾听到一块桐木在火中爆裂声音，知道是一块制作音乐器材的好材料，便把它拣出来做成琴，音色非常美妙，但是木头尾部依然被烧焦了，所以当时人们叫它“焦尾琴”。蔡邕遇害后，焦尾琴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据说后世齐明帝在位时，曾取出焦尾琴请弹琴高手王仲雄弹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五天，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后传至南唐中主李璟手中，后又赠与大周皇后及至李煜，李煜死后归宋室所有。据传，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相传蔡邕拆柯亭第十六根竹制笛，命名“柯亭笛”简称“柯笛”、“柯亭”，其音色优美。后泛指美笛，也比喻良才。后世史书对蔡邕制作“柯亭笛”多有记载，如伏滔《笛赋序》：“柯亭之观，以竹为椽，邕取为笛，奇声独绝。”《晋书·桓伊传》：“（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
蔡邕由于任性，意气用事，一生仕途坎坷，跌宕起伏。汉桓帝听说蔡邕琴弹得好，命陈留太守督促他启程入朝。蔡邕走到偃师，听人说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权不法，不愿与其为伍，便假称生病，返回家中。在家无所事事，品玩古董，不与时人来往。
蔡邕被司徒桥玄征召为掾属，受到桥玄厚待。后出任河平县长，又被召拜为郎中，在东观校书，升任议郎。当初，朝廷认为州郡会相互勾结结伙营私，于是下令互为婚姻的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察官吏。后来又有三互法，规定互为婚姻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禁忌更加严密。蔡邕上疏建议灵帝废除近禁，不要拘于时间与三互法，只要合适的就可以任用。但灵帝没有理会。
汉灵帝喜爱辞赋，创作《皇羲篇》，引来很多无操行趋炎附势的人，都在鸿都门学任职，喜欢讲一些地方风俗、乡里小事，灵帝非常高兴，不按常理予以升迁。有几十个市井小人，谎称自己是宣陵孝子，都被授予郎中、太子舍人的官职。蔡邕看不惯，上疏《密言七事》。灵帝虽然采纳了部分建议，如亲自在北郊迎祥气，举行辟雍礼仪，又下诏把那些以宣陵孝子为名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的，统统改任丞尉。但却引来了被弹劾官宦的嫉恨。
灵帝即位不久，常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冰雹、蝗虫为害，而鲜卑又侵犯边境。灵帝问群臣造成怪异现象的原因。群臣都守口如瓶，不肯尽心。蔡邕上奏，认为妇人、宦官干预政事，是怪异发生的原因之一，并弹劾太尉张颢、光禄勋玮璋、长水校尉赵玹、屯骑校尉盖升等人贪赃枉法，又举荐廷尉郭禧、光禄大夫桥玄、前任太尉刘宠，建议向他们咨议朝政。
灵帝看了奏章很是叹息，起身如厕时，奏章被曹节在后偷看，致使内容泄漏。被弹劾的人都非常恨他，企图打击报复，中常侍程璜使人匿名诬告蔡邕。灵帝因此下诏质问。蔡邕上疏为自己辩白，但由于得罪人过多，都在灵帝面前说他坏话，终被打入监牢，判“弃市”极刑。中常侍吕强怜悯蔡邕无辜，替他向灵帝求情，灵帝也想起了蔡邕之前奏章的话，下诏将他免死，与家属被流放至五原安阳县，不得因赦令而免罪。灵帝因蔡邕才高望重，正好次年大赦，赦免蔡邕，准许返回原籍。蔡邕自从放逐到被赦免，历时九个月。
蔡邕正准备启程回归故里时，五原太守王智为他送行。酒行数巡，王智起舞劝蔡邕，蔡邕不理。王智是中常侍王甫的弟弟，本就很骄横，丢了面子为宾客所嘲笑，就破口骂蔡邕说：“罪犯也敢轻侮我！”蔡邕甩袖而去。王智非常恨他，于是密告蔡邕心怀怨恨，诽谤朝廷。灵帝宠幸的人也都诬陷他，蔡邕害怕无法幸免，于是逃命江海，远走吴会之地，往来依靠泰山羊氏，在吴地共待了十二年之久。
且说董卓听从李儒“以收人望”的建议，征召蔡邕入朝受命。蔡邕托病不至，董卓令人再次催召。蔡邕惧怕诛灭全族，不得已只好应命。
蔡邕一入朝，就被任命为代理祭酒，接着又被举为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尚书，三天之内，遍历三台。又升任巴郡太守，留任侍中，一月之内官升三阶，很受董卓敬重。董卓联合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一同携带鈇锧到朝堂上书，要求为建宁元年（一六六年）九月哗变被政治定性（诬陷）为叛贼的陈蕃、窦武以及次年“二次党锢”中被捕遇害的众多党人平反。刘协准奏，恢复陈蕃等人爵位，提拔其子孙为官。董卓做出亲近士人的姿态，征召名士如荀爽、韩融、陈纪等入朝为官，又选拔大量名士如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孔融、应劭、张邈等担任地方太守等要职，甚至不计前嫌，对厌恶自己而弃官而走的袁绍、王匡、鲍信等人授以太守，以示和解。
董卓一面擢升名望，沽名钓誉，收买人心；一面诛宫屠市，施展淫威，彰显军功。何太后、少帝及帝妃唐氏九月初一被困于永安宫，九月初三即被董卓以“怨望作诗”为借口，遣派武士将何太后抛撺楼下，绞死唐妃，鸩杀刘辩，葬尸城外。下葬时只允许献帝前往吊唁，公卿以下不允穿戴孝服，只是素衣而已。董卓趁何太后遗体下葬，开启文陵（汉灵帝陵墓）时，使人偷取其中珍宝。董卓还派人掘刨何苗棺木，肢解尸体，抛弃道边，又残杀何苗母亲舞阳君，弃尸于园林，不准收敛。
董卓残忍成性，酷刑立威。侍御史扰龙宗拜见董卓时忘了解除佩剑，董卓借题发挥，下令将其活活打死。董卓仗着军权威势，放纵士兵劫掠富户，搜刮财物，奸污妇女。二月阳城村民社赛，男女聚集一起。董卓命军士围困，将男性全部戮杀，千余颗人头悬挂车下；将妇女及掠取财物，装载车上，扬言平叛贼寇大胜而回。到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散给军士享用。大司农周忠儿子周晖听说阳城变故，赶往阳城，董卓非常厌恶，派兵将其劫杀。自此，董卓每夜入宫，奸污宫女，夜宿龙床，肆无忌惮。
董卓知道曹操雄才大略，想与他一起谋议朝政大事，以示爱才，表奏擢任曹操为骁骑校尉。曹操认为董卓骄横跋扈，残暴不仁，终久必败，遂不就拜。董卓非常生气，对李儒说：“孟德文韬武略皆非常人可比，不为我用，必当除之。否则后患无穷。”
李儒说：“曹操无妻小在京，独居寓所。可差人往召，如不来，便擒而斩之。”董卓依其言，即派狱卒四人去寓所传召曹操。狱卒去了良久，回来报告说：“曹操未回寓所，不知去向？”董卓大怒，遂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擒献者赏千金封万户侯，窝藏不报者与其同罪。
且说曹操不接受董卓任命，知道董卓乃睚眦之隙必报之辈，是一个与人哪怕是有一丁点怨恨，甚至有一些言差语错也会极端报复的人，岂能善罢甘休，于是没回寓所,带着几个随从，策马直奔城门。守门兵士问他，答说“丞相差我出城办理紧急公务”，说着纵马飞奔出城，连天加夜东归故里。
这日天晚来到成皋县城（即虎牢关，今河南郑州西荥阳境内），见城门张贴画影图形缉捕文告，便绕城而行。约半夜时分至一密林，曹操与随从牵马至林深处，正待歇马进食，忽有一群壮汉围拢过来抢劫马匹财物，曹操与随从刺杀数人，一人跪地求饶：“我是庄主吕伯奢长子，四个兄弟已被杀，请饶命。”
曹操一听是吕伯奢的儿子，心想：吕伯奢也曾为官，不至于贫穷到靠抢劫度日的境况，怎么却教养出如此不肖之子，便随口说道：“吾乃沛国谯人曹孟德，与汝父相识，饶你去吧。”那人爬起便走。曹操转而一想：吾已自报姓名，若告知其父，岂不祸事？于是赶上，将其刺杀，既而凄楚不已：“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曹操防心过重，难怪会给后人留下“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讥讽之口实。
曹操继续东行，路经中牟县（今河南郑州东中牟），依然绕城而行，却被拿获。亭长怀疑是逃亡囚犯，押送到中牟县衙审查。县衙一些官吏已经知道曹操是在捕要犯，曹操却说自己是复姓皇甫商人，只有从事文字记录的功曹任峋依照缉捕文告影形审视良久，知道此人就是曹操，便打发其他人散去，对曹操说：“曹公休要瞒我。吾随县令杨原去洛阳见过曹公，故此认得。听说董卓待公不薄，为什么却要叛逃，自取其祸？”
曹操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那董卓奸诈残暴，上乱宫廷，下祸百姓。吾今回归乡里，就是要招募义勇，举兵讨伐董卓，以安天下。”
任峋一听，喜出望外：“曹公如此志向，令人敬佩。不瞒曹公，吾堂兄任俊，字伯达，正与中牟县令杨原商议如何抗击董卓残暴。如若起兵，吾定劝说堂兄跟随曹公。”曹操大喜，问起姓名，任峋回答：“姓任，名峋，字伯通。今杨县令去堂兄处议事，吾送曹公出城。”任峋亲自把曹操一行送出城门，自去找杨原、任俊报告。
曹操离开中牟，连夜赶往陈留，见到父亲曹嵩，备说散家资，招义勇，讨董卓之事。曹嵩恐怕家资不足，说孝廉卫弘在这一带很是富有，且疏财仗义，如能相助，大事可图。曹操设宴请卫弘到家，陈数董卓残暴不仁、欺君害民罪恶，表白自己匡扶正义、拯救黎民决心。卫弘欣然同意：“我早就有这样的心愿，只是遇不到像你这样的英雄。既然孟德有如此志向，愿拿家资相助。”
曹操喜不自胜，遂竖起一面上书“忠义”二字的招兵旗帜，广招义勇兵丁。数日间，应募义勇如雨骈集，接踵而至。先有阳城卫国人乐进、山阳巨鹿人李典来投，接着沛国谯人夏侯惇及族弟夏侯渊各引壮士千余人前来归附，又有从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千人来助。卫弘尽出家财，置办衣甲旗幡。曹操散尽家财，又得四方捐送不计其数的粮食物资，一面写《檄文》送达各州郡府，号召各路诸候举兵同伐董卓；一面移兵己吾，训练军马。
中平六年（一八九年）十二月，曹操踌躇满志，于己吾（今河南宁陵西南）誓师起兵，以展宏图。曹操率军路经中牟，令军队驻扎城外，只带数名亲随进城到县衙致谢任峋放归之恩。县令杨原闻报，随带任俊、任峋出迎，备说闻知孟德己吾起兵，即着任俊筹措粮草，征集宗族家客数百人迎候，以便随军听用。曹操甚喜，嘱托杨原、任峋精心治理地方，良善对待百姓；指派任俊押运粮草断后，率部随军出发。从此，任俊归附曹操。曹操每次出征，多是任俊主管军备及粮草筹措运输，功绩显著，很得曹操信任。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各路诸候接到《檄文》，纷纷响应。韩馥，字文节，颍川人，先为御史中丞，被董卓举荐为冀州牧。韩馥知道袁绍痛恨董卓，派遣从事到渤海郡监视，防止太守袁绍兴兵。韩馥曾经接到东郡太守桥瑁诈称京师三公举兵讨伐董卓移文，犹豫不决。召集从事商议：“吾是应当帮助董卓，还是应当帮助袁绍？”从事刘子惠说：“起兵是为了江山社稷，讲什么董卓、袁绍！”韩馥自知言短，有些惭愧。刘子惠又说：“行兵打仗是凶险之事，不宜挑头为首。可以观望其它州郡动静，如有挑头发动者，然后随和响应。”韩馥窃以为是，冀州较为殷盛，兵粮充足，与其它州相比，较为强盛。如果举事成功，功劳没有在冀州之上者，倘若失败，也非冀州为首，只不过是被迫胁从而已。当接到曹操檄文，韩馥书至袁绍，数董卓罪恶，听起举兵。袁绍聚集麾下文武，引兵三万，离渤海与曹操会盟。
初平元年（一九零年）正月，冀州牧韩馥及各州刺史、各郡太守虽各怀心态，但都率领各自兵马，共有十七路兵马，有三万者，有一二万者，多少不等，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投洛阳而来。正是：己吾举兵讨董贼，诸候奋起应曹公。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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